书院作为我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组织和文化教育机构，其经历了从源起到迅速发展到兴盛再到衰落以及沉积的曲折过程。从最初的唐代私人讲学书斋起源到宋代与理学结合的迅速发展又至元代统治者鼓励政策下的繁盛，再到明代的政府压制沉寂及最后清代的整体衰落和转型。1901年，清廷诏令将各省城、府厅及直隶州、州县的书院分别改为大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传统书院至此在科举制度和官学化的双重影响下，丧失了其在传统文化传承和学术创新方面的作用，在经历了千余年的辉煌之后，最终被清政府废除。
由于受到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影响，中国的大学严格来讲并没有继承中国书院的传统。但是，正如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的：“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形成依靠自身历史的沉淀，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无法像制度借鉴一样单纯照搬和模仿的。虽然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在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等方面的精华对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受到近代中国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影响，中国的大学严格来讲并没有继承中国书院的传统。但是，正如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的：“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大学文化的形成依靠自身历史的沉淀，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无法像制度借鉴一样单纯照搬和模仿的。虽然书院这种教育形式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在书院精神和书院制度等方面的精华对现代大学教育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重识圣贤经典，把握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以“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为重要学习手段,为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书院更注重学生通过阅读自主学习。教师对学生进行读书指导,给学生指定书目,要求学生反复诵读,认真体会,着实履行书中的教义，领会其精神。朱熹的弟子曾将他言论关于读书的言论总结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等六条要求,合称“朱子读书六法”,对学生自修读书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辅助作用。
唐末至五代十国的连年征战、文教衰落的现实使得大量好学的儒士选择隐居乡野、建屋藏书，而书院成为了他们对其读书之所命名的普遍选择。这类书院要么是以所在地名或用途来命名，要么直接用自己的名字或官职来命名。这充分说明了讲学者及弟子对于书院自身的热爱。然而我们很遗憾的看到，如今在很多大学考完试之后，学生会集体出现撕书的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选择撕书。这说明大众对于传统经典认识不够。圣贤的思想是穿越时空的，圣贤的书是有永恒价值的。孔子讲“学而时习之”，知识的运用不能停留在呆板的状态，而“学而不习”往往学无所用。今天的学习往往太杂太薄，蜻蜓点水，学的不细致，仅仅是水过地皮湿，学生缺乏对于经典的认识。
自朱熹以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成为各书院通行的基础课程,而《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则作为其延伸教材。历史的沉淀方为经典。当代大学教育在带领学生认识经典的这一环节往往出现了缺失，学生对于古代经典的要义往往缺少真实的体会和深层次的理解。所以在今天的应试教育背景下，大学应努力还原传统的书院教育，想重启圣贤教育，那么读圣贤书认识经典是必不可少的。
学有所长，也需学有所用
一般高校、研究机构更注重学术上本身的研究，比如儒学，这固然重要，因为他毕竟提升了我们对于事物的认识。但其实换一个角度，学儒往往更重要。如果说儒学是一门学问，那学儒就是一种行为，一种修身，更是一种境界，圣贤经典的任务在于引领大家怎么变成一个有仁爱思想的人，只有用在了自己的生活实践中，知识才有更深刻的意义；只有学会运用这些古圣贤的智慧，才能更好的建筑自身的价值体系。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而闻道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明道也不是目的，行道才是最终目的。前面是学，后面是用，也就是学以致用，要按照“道”来待人处事接物这样人就会获得不断的提升，由俗人变成君子，由君子变成圣人。这样学生的道德修养也会不断的提高。
来书院求学的学生大多是根据自己个人的学术志趣,慕名师而来,因而能够将读书求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朱熹曾多次提出,学习的方法离不开讨论,教学不能只是依赖讲授,也不能局限于师生间的交谈,更应当由学生们自己审问、慎思和明辨,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进行公开讨论。当代大学教育往往停留在了理论层面，不能很好的应用于实际，更难谈创新。很多知识只是纸上谈兵，学生缺少自身实践的机会和欲望，只仅仅满足于书本知识的教学，对于知识的全面掌握和深入理解，这是远远不够的。
张拭在主持岳麓书院时,便要求生徒做到“学思并进”,他指出,“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周然而已”。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也在学规中要求,如有“疑误定要力争”明辨弄懂,要广闻博记,反对一知半解、不懂装懂、闭门造车。书院鼓励生徒独立思考,自行研习。
教育环节中，德行永远是第一位的
中国古代书院一直坚持学生的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同等重要，人格教育的成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朱熹曾明确指出：“熹窃观古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然而现代大学逐渐忽视了对学生人文道德修养的教育，一味对学生灌输生存技能，使大学成为了冰冷的社会工厂。因此，高等教育必须重视学生的人格教育，要培养出知识与品格兼修的高素质人才。
回顾历史，书院从一开始办学的目的,就不是为了举仕,更非为了获利,而是致力于弘扬学术,作育英才。南宋张拭则明确提出了岳麓书院旨在“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亦即传播理学,培养具有治国济民的实际本领的人材。朱熹也在他所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总结道,“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亦即培养`怪人”,其根本标准是“明人伦”,也就是将孝梯忠信、仁义礼智、修身齐家之类做到尽善尽美,并推己及人,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传统书院的优势在于他承担了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任，他传承了士大夫的这种精神，对于延续古典、传播中华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可以统称为应试教育，为了考大学。大学教育为学历教育，学习的目的为了拿证，而一些专科往往是技能教育。但这些往往忽视了品德教育，身心教育。一个人修身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人不修身去追求一些名利，那只能算是舍本逐末了，大学培养的是一个大写的人，即学生一定要符合传统文化的气质，有思想更有担当。
追求广博，更需要熏陶
自宋代开始,书院多重视培养注重人生情谊、胸怀天下的实用型人才。也就是《大学》开篇首先要求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范仲淹就是在应天府书院教育下,形成了仁义为先,致治天下的思想,产生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
我国大学现行的导师制度规定学生始终师从一门，学生获取的仅限于一家之言，很难接触不同的学术派别和观点，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独立学术思想的发展。授予学生知识和文凭并不是大学教育的核心，大学能够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是独立的精神和气质。同时，对于大学生活而言，宿舍成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基本场所，古代书院充分认识到宿舍在学生教育和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做到了师生同住，学生有任何学习或者生活上的问题可以及时请教老师。正如许多的耶鲁校友所说，他们一生当中获得的最好的教育就是在耶鲁期间的围炉夜话了。当代大学教育同样可以以宿舍为依托，充分发挥宿舍的教育和管理功能，丰富宿舍文化生活，让学生宿舍扮演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熏陶和思想教育的重要角色。
校园文化环境作为隐性教育力量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古代书院通过环境的选择和建设提高自身的文化氛围，它重视风景文物保护，将自然和人文景观特色相结合，文景结合，尤其重视历史人物、学术渊源的纪念，如嵌碑立石、命名题词和匾联语录等，突出其教育理念和修身之道，创造一种“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境界。当代大学更应该重视校园文化环境的氛围构建，古人云“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学习不应只局限于课堂之中，而是在不经意间，即“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在教学模式上实现生活化和多样化
千余年来,士子自学、师长讲解、学友论辩,构成了书院的主体教学过程与教学模式。其通常将来求学的生徒置于学习主体的地位,注重发展学生个性,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教学强调以个人自学思辨为主,辅以教师的讲解、答疑及师友之间的问难与讨论。
在书院施教过程当中,教师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点拨引导、启发提示上,全力辅助与推动学生在自主学习当中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教师与学生民主共商,平等相交。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通过讲授、答疑和引领学生进行实践。书院极力倡导学生以自学为主,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独立自学能力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都很有帮助。相对于当下满堂灌输的填鸭式教学,这种由学生自我调控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更加有利于学生形成理性的科学判断能力和培养丰富的创造性思维。
当代大学等高等学府应积极借鉴传统书院的教学模式，正如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学习方法,这种问难论辩式,或就某一命题专门启发引导,同时注意鼓励学生进行开放性、创造性思维,并进一步激发其学习兴趣的教学方案应纳入大学考虑范围之内。朱熹还认为“古之学者,潜心乎六艺之文,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即学习中不能死读书,而应当注重与日常生活实践相印证,并及时提出质疑,以期通过教师讲解或在个人思考研究中得到启发。同时，读书时宜索居独处,仔细琢磨,但要想取得更深入、更透彻得认识,离不开与学友的讨论切磋。这些也均可为当代大学教育模式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一家之言与百花齐放并举
自由讲学是书院生命力所在，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个的学术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学术思想各异，相互争论不休，但派别之间并不相互攻击和诋毁，而是友好往来，相互切磋，在论辩与探讨中共同进步，比较有名的诸如“鹅湖之会”和“朱陆会讲”。
古代书院各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极为重视学术交流,重视师友间的切磋琢磨,互相探讨，故而书院大多支持和欢迎邀请不同学派学者在临讲学,允许并鼓励开展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形成了固定的“会讲”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名师大儒们在书院讲学与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很注重寻找并挖掘各自的学术和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期形成有自己独到之处的经学思想,而非人云亦云,附庸于某一学派。
当代高校应该学习书院百家争鸣、门户开放的原则，从制度上保障学术交流活动的有序开展，举办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如名人讲坛、学术年会、高校论坛等。同时要创造条件支持师生踊跃参加社会上多种多样的学术交流，并结合自身实际打造学术优势，通过学术交流扩大学校知名度。同时，要关注学术交流活动的实效。只有有所收获的学术交流对高校而言才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于学生而言，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可以开拓自身的学术视野，学生在交流中也会产生新的观点和思想，提出自己的创见。
回顾古代书院的发展历史，对书院从辉煌走向消亡的过程做出深刻思考之后不难发现，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发展深深的依附于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变革。书院的发展历史对于处在社会转制环境下的大学如何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固守其精神家园，如何顺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创新，在世界高等教育之林中争取一席之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在对古代书院的优秀传统和精华部分进行继承和现代化转换的基础上，要积极顺应当代大学发展需要，将书院文化整合为大学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使现代大学具备独特的精神气质和明显的中国气派。
作者：中国矿业大学 刘钰潭 编辑：水做的冰